上海的这条里弄，曾是中共四大召开时所在里弄

月之佑惑

中共四大 1925 年 1 月在上海召开，这是一次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大会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中共四大会址位于今虹口区东宝兴路 254 弄 28 支弄 8 号处，但是大会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长期无法确定。
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的考订具有一定意义。首先，可以弥补会址所处旧里弄不能确定的遗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另外两次大会会址的旧地名问题已得到解决，中共一大会址旧地名是望志路 106 号（树德里），中共二大会址旧地名是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
其二，会址所处旧里弄的考订工作有助于进一步考订会址旧地名。以里弄名为线索，结合城建档案、城市旧地图及其他档案资料，同时与今址相互比对，有可能更精准推测四大会址的门牌号。
其三，会址所处旧里弄的考订工作也有助于更准确的制作中共四大会址模型。此前中共四大与会人员回忆会址的建筑层数时并不一致，如与会人员郑超麟认为中共四大当时是在一座三层楼房内召开，中共四大代表庄文恭认为开会的房子是 " 二上二下 " 的建筑。在里弄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查找当时的建筑结构图，从而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实际上，中共四大会址今址的确定经历了一个长期调查的过程。1958 年 10 月到 1961 年 7 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对中共四大会址进行查访，但没有查到。1980 年代初，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首先发现了中共四大会址的线索，他们发现《解放军画报》刊登了四大会址的照片与说明。报纸认为四大在 " 横浜路 6 号 "。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就此进行调查，此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加入调查行列。1984 年，调查人员与郑超麟取得联系，郑超麟参加过中共四大，担任大会的记录和向导。郑超麟否认了《解放军画报》的说法。1984 年 5 月 7 日，郑超麟在调查人员的陪同下，实地寻访了当年的会址，他指着铁路道轨东边的新工房（即今东宝兴路 254 弄 28 支弄 8 号处的新工房）说：" 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党的四大的会址所在地 "。接着他说，当年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为慎重起见，虹口区党史办公室开展了大量调查工作，取得了不少佐证材料。虹口区党史办公室根据当事人回忆，经现场查看和一些旁证资料，于 1987 年 4 月 25 日确认今虹口区东宝兴路 254 弄 28 支弄 8 号处作为四大会址，正式向上级部门递交报告。1987 年上海市政府 106 号文件明确指出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位于上述地址。
然而，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仍然需要考订。会址所处旧里弄一度被认为是和平坊。《老上海百业指南》收录的街巷里弄图反映的是 1947 年的情况，当时东宝兴路 254 弄为和平坊。和平坊东侧为安慎坊，西侧为印度教堂，在其北侧与中华基督教浸会怀恩堂相对，这即是和平坊的相对位置。
不过，《虹口区地名志》相关条目记载和平坊 " 建于 1929 年 "。检索申报数据库，东宝兴路附近的和平坊首次出现是在 1932 年 10 月 27 日，时间要更晚，《申报》刊载的这则招租信息是 " 兹有坐落北四川路白保罗路连及东宝兴路之间（即和平坊）建造双间单间石库门又广式住房一百余幢 "。显然和平坊不可能是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
1925 年前后，标识中共四大遗址所在区域（即东宝兴路四川北路一带）街巷里弄信息比较完整的地图有 1929 年 6 月出版的《上海特别市道路系统图闸北图》。在 1929 年闸北图中，位于安慎坊之西，印度教堂东侧，与怀恩堂相对的里弄并没有和平坊，而是广吉里。亦即中共四大会址所处地理位置对应的 1929 年的里弄是广吉里。
检索申报数据库，与（东）宝兴路附近的 " 广吉里 " 相关条目，最早出现于 1914 年，最晚的为 1932 年，其中包括 1924、1925 年多项条目。由此可知广吉里在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召开时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当为东宝兴路广吉里。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栏目主编：洪俊杰 本文作者：曹典 文字编辑：洪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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